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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东日本大地震以后有一条新闻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在这个向来以高效著称的国家,救灾进程居然非常缓慢,在这人命关天的时候,政府居然为其他各方的参与设置障碍。比方说以志愿者身份远道而来的外国医生因为没有日本的行医资格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救护工作;有航运公司愿意派大型货船到沿海充当运输救援物资的直升机的停靠点,但因为没有参与此类工作的许可证被政府拒绝。

如果您就此批评日本政府麻木不仁,虽然有根有据,却又有失偏颇了。因为这种程序主义的做法固然是典型的官僚作风,同时也是日本人共有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各就其位,各司其责,事无巨细都要有依据,没有什么特事特办。本人有一次找办公室借个软件,负责人签过字了还不顶用,办事的学生还是嫌我的理由写得不够充分,一定要按他的要求改好了才放行。也有朋友要改学生的成绩,领导盖过章后,她填了无数个表才把这事了结。日本人的这种做法,往好处说,是一视同仁,按部就班;可是做到极致了,就是死板僵硬,不会灵活变通。

如此一来,在这么一个喜欢循规蹈矩的国度,制定那些条条框框的官员们手上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众多施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一样,日本的国会和政府首脑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但它的公务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官僚--则是通过另外一套考试制度选拔出来的。政客们上台也好下台也罢,对官僚们的饭碗没有什么影响,他们的天职就是把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家们制定的政策方针付诸实施;另一方面,那些通过拉选票上来的政客们常常缺乏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所以需要仰仗官僚们的协助和配合。和很多国家不同的是,官僚的风头盖过政客是日本战后政治的一大特色,这是因为国会和内阁对官僚们的控制力相对弱小,更何况内阁经常更换。时至今日,各个部委除了大臣和副大臣等五六人以外都是官僚,而这几个政客经常要到国会接受质询,有些人连屁股还么有坐热就下台了,哪里有什么时间和精力来和官僚们争权。10年前,为中日恢复邦交作出重大贡献的前首相田中角荣的独生女田中真纪子出任外相时一度人气高涨,可是她和外务省的高官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明显地势单力薄,力不能支,更何况曾经权倾一时的老爸早已作古,几个月之内就黯然去职。

说来也奇怪,古代日本大量引进中华文化--就如有人笑言的一样--没有被日本人吸收利用的中华“国粹”除了宦官制度和裹脚的恶习之外,就只有在中国有近两千年历史的、让范进发狂的科举制了。当然,科举制和官僚制度的初衷都是为了不拘一格选人才,而日本的官僚制度虽然是19世纪末明治维新时期才从德国引进的舶来品,却通过战前的战争机器和战后的经济起飞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官尊民卑”的观念在日本仍然根深蒂固,中央各部门的公务员也大多是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两所顶尖公立大学的毕业生。这些人有着非常高的国家使命感,工资不高工作却勤勤恳恳。我认识的一位女士21岁从东大毕业后就加入财务省,每天加班到凌晨几点后打车回家打个盹、洗个澡9点还得照样上班,周末加班也都司空见惯,晕倒在岗位上已经好几次了。把这些拼命三郎和诸多子承父业的懦弱政客一对比,想必您就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常说他们有一流的官僚,二流的政客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人累死累活地工作也并非不图回报。起到望梅止渴作用的是退休高官“天上下凡”的传统,就是说那些五六十岁退休的官僚们常常可以凭他们的资历和人脉在事业单位或者大企业里找到相对清闲的高薪职位。上周我去采访一位在多个高校有教职的前外务省高管时就纳闷这位老兄怎么能租得起他在东京黄金地段的办公室。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是某著名建筑公司的董事,办公室就是该公司的总部。此君能多处“下凡”,看来还真是分身有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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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向峰

杨向峰

22篇文章 11年前更新

南加州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候选人、早稻田大学交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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