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举“反霸”旗帜，到“永不称霸”和“和平崛起”，中国人似乎不甘心与“霸权”结缘。尽管国力蒸蒸日上，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作为“受害方”却“一忍再忍”；可是一阵阵的剑拔弩张过后“中国威胁论”又甚嚣尘上，里外外冰火两重天。一番折冲樽俎之后中国反而陷入了受几个小国纠缠的“格列佛困境”， 用不上力还打草惊蛇，美国的介入又带来了投鼠忌器之虞。 事至如今， 南海争端和东海钓鱼岛问题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主权依据、国际法、实际控制权和美国涉入的多重交集，问题的彻底解决前景暗淡，南海遂成“难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泥潭自顾不暇，在战略上对亚洲不够重视。时任国务卿的赖斯女士把亚洲事务多委托给副手办理，3年内曾两次缺席东盟地区论坛，双方策划良久的2007年美国－东盟峰会也因为缅甸的与会资格和布什总统的日程安排等原因最终流产。与此同时，中国通过10+1、10+3、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机制加强了与东盟各国的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因为中方单方面“让利”得以顺利启动，这一系列的“魅力攻势”（charm offensive）给中国的软实力加分不少。恰逢金融危机致美国元气大伤，一时间不少国人沾沾自喜，以为中国由此替代美国成了亚洲的盟主。

事实上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洲，美国军方在中国沿海的情报搜集活动也从来没有间断过，2001年的海南撞机事件和2009年的“无瑕”号事件也都发生在南海水域。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美国“重返亚洲”不仅是新政府对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也迎合了东南亚诸国在中美之间寻求“均势”的需要。就任国务卿数月不到，希拉里就已经几度踏足东北亚和东南亚，并代表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10年6月第九届“亚洲安全峰会”（又称“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召开，时值“天安舰”事件导致地区局势高度紧张，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异常高调地对南海局势发表意见。越南等东盟各国伺机要求美国明确立场，于是就有了在7月的河内东盟地区论坛上希拉里把南海之争与美国利益挂钩的一幕，南海问题的国际化骤然加剧。

其实没有东盟国家的“暗中接应”，希拉里的外交“突袭”也只会是强人所难、一厢情愿。越南等国主动“引狼入室”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根深蒂固而且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对此我们的战略估计失误导致准备不足；其二，通过加强经济协作和区域整合来稳定与争端国关系的做法是不现实的，与用纱巾包裹刀刃无异。 经济合作固然可以促进互惠互利，领土纠纷却永远是个零和游戏，两者的内在逻辑截然不同，更何况相关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并不很高。在中国崛起的全球大格局下，我们在南海稍有动作就会被解读为伺强凌弱，再加上有被中国长期“压迫”的历史记忆的衬托，当事国（尤其是越南）的当政者的强硬态度和民众的反华情绪会相互“托涨”，进而压缩与中国妥协的政治空间。

另一方面，当代国际关系正在转型中， 国际法、国际规范和国际舆论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越来越强的同时，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国家间政治依然屡见不鲜，因而外交和军事手段都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单方面挑起武装冲突必然会对国家声誉造成莫大的伤害，更会直接促使周边国家之间或与地区外国家结成或者强化军事同盟，所以应当尽量避免。决策者们只有多管齐下，综合运用国际法、强权政治和外交谈判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在南海地区的长远利益，

目前中国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应当是在规避主动引发流血冲突的前提下，全面加强对现在占有的岛礁的实际控制和开发，对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沙洲和礁石也要不惜代价人工填岛，长期维护和巡视。国际政治从来不会给“后手”的那方“贴目”，通过谈判解决领土纠纷旷日持久，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一方在这过程中的“先手”优势地位很难动摇，这一点已经在中日和中印领土争端中得到充分印证。《联合国海洋公约法》没有充分体现我国对南海诸岛历史性主权的诉求，迷信国际法无异于自废武功。

利益当前，各方都是理所当然地抓住对自己有利的历史的或者法理的依据不放，无论是合纵连横还是缓兵之计也都不出乎意料。比如越南早在50和60年代就多次公开承认中国对南沙和西沙群岛的主权，越战结束后随着中国援助的减少越南政府迅速改变立场。80年代我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固然有它的历史背景，但是争议并不能因为无限制地延宕下去自行解决，共同开发也涉及到具体操作和利益分配等众多难题。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对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已经进行了20多年，中国应该奋起直追。日前菲律宾海军拆除我国在礼乐滩等海礁上设置的标识，一旦盘踞不走，中国除了军事手段之外将束手无策。

在战略的层面上，中国在“九段线”等问题上保持一定的模糊性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更精确地阐明在南海的具体利益，一味的重复“南海诸岛是中国历史固有领土”等空洞的话语已经没有意义。南海国际水域自由航行关系到很多国家的切身利益，不管他们的出发点如何，美国、新加坡等非申索国对南海航道的关注本身是意料之举。中国政府应该积极行动，尽快画出南海海洋边界并提交联合国相关机构，公开支持南海航道的自由畅通，积极推动完善军事互信机制，也要旗帜鲜明地要求他国舰只不得在我国专属经济区海域从事测量等非友好活动。与此同时，中国应该继续加强与南海无涉的东盟成员国的关系，全力阻止东盟多边对话机制成为讨论南海事态的场所，坚持只与争端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原则。

“韬光养晦”也好，“和平崛起”也罢，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指导。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执行者的谋略、胆识和技巧远远比几则国家形象广告更重要。从“脱到内裤”的中国船员“骚扰”美方的“无瑕号”，到海军飞机“过于接近”跟踪中国舰队的的日本护卫舰，再到中国海监船“骚扰”越南的石油勘探船，中方的保守和低调让“恶人先告状”屡屡得手。于是这些事件在第一时间被对方“定性”，其直接结果是中国处于“说也说不清”的窘境，在国际舆论中留下傲慢又无理的恶名。当下正是南海争端和钓鱼岛事件引起全世界瞩目的时候，外交部网站上仅有只言片语，全然不见“摆事实，说道理”，可见喊了好多年的公共外交和软实力，还是“墙内开花墙内香”。

困则当谋变。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都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现在处的外交和安全困境也与中国崛起的现实和单极世界下独特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怀着谦逊之心，远交近攻、趋利避害、张弛有度才是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取胜之道。

作者系南加州大学博士候选人，早稻田大学交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