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笔者的好友丽莎的男朋友阿贝酒后驾车被逮了个正着。阿贝是墨西哥非法移民，此次自投罗网，警察驱车从洛杉矶往南开一个多小时就可以打发回“老家”。结果警方把他关了几个星期，让他缴纳一笔罚款、注册了戒酒培训班就放他出来了。按丽莎的说法，政府缺钱，所以需要 “挣钱”，何况非法移民的钱最好挣。

说到钱，其实加州政府还欠我100多美元的退税呢，但是再申报的过程太麻烦，我就当是“阳光税”捐了。只是我这点钱和加州的财政赤字比起，实在是九牛一毛。这个全球第八大经济体自从2002年以来还没有过收支平衡的记录，数十万名中小学教员已经经历过好几轮上下岗的“筛选”，学期也都越缩越短，更别说像校车和课外活动这样的辅助服务了。最令人揪心的莫过于2008年雷曼公司倒闭后的一年了：随着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恐慌，加州政府的债券无人问津，有几个月所有吃“皇粮”的公务员、教师、警察和消防员甚至领不到工资；为了节省开支，一些政府部门每周只工作4天，很多囚犯也被提前假释。那段时间警察开罚单也好像特别狠心，笔者的室友因为停车压线一次就被罚了450美元；一位朋友回加州大学领取博士文凭的时候，也因为相关资金没有着落被告知继续等候。

这几年在金融海啸中沉浮的国家排着长队，美国50个州里和加州一样处境艰难的“难兄难弟”也不少。但是加州毕竟是加州，北有旧金山和硅谷、南有洛杉矶和好莱坞，超级富豪和明星扎堆，这里的阳光、海滩和自由的空气都有“变现”的潜力，怎么陷入这样的惨状呢？其实，加州的财政危机归根结底是个政治问题。自从70年代末加州通过全民投票大幅度降低房产税以后，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收入所得税和消费税。但是这两个税种和经济周期的“共振”太强，也就是说，政府的财政收入跟着宏观经济的起伏波动太大。政府的账目上一有盈余，民众就有税赋过重的错觉，政客们不喜欢谈开源节流和未雨绸缪、为了迎合选民只会大谈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可是等到经济放缓、政府入不敷出的时候，民主、共和两党又为了增税还是削减开支吵得不可开交，真可谓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加州的另外一个政治难题是—根据州宪法—州政府的预算案和增税的方案必须在州议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才能成立。这两个“超级多数”的初衷是促进各方利益的妥协、防止政府乱花钱，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三分之二的多数常常可望不可及，在僵持的情况下少数派反而可以攫取和它实力不相称的利益。在简单多数的制度框架下，多数党对政策的失误难辞其咎，但是在超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少数可以“劫持”多数的制度安排给问责增添了很大的难度，过去20年加州议会仅有6次按时通过预算案。本来两党的意识形态和选民结构就不同：共和党人和工商界和富裕阶层走的很近，反对增税；民主党人对和普通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保、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项目历来情有独钟，他们的支持者主要是各类工会。过去30多年占据加州议会多数的民主党出手阔绰，共和党也利用超级多数的规则用于满足自己的“偏好”，结果是加州的公共开支迅速膨胀，公务员的工资涨得太快，政府用在犯人身上的钱甚至比高等教育的投入还多。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2000年因特网泡沫破灭后，加州的财政亏空接踵而来， “终结者”施瓦辛格上台后预算危机非但没有终结，反而随着次债危机的发生愈演愈烈，以至于加州政府一度被迫向联邦政府紧急求援，各类开支和政府雇员除了“砍”就是“裁”。好在2010年底加州选民用简单多数取代了超级多数，通过新任州长的解释，加州人对增税的抗拒心理有所松动。不过上周传来的消息说因为政府收入不及预期，本财政年度尚有22亿美元的缺口，公立大学又一次涨学费将不可避免。眼下年关将至，说不准警察们又在一些路口“守株待兔”呢。